蒙克 | 为什么到了今天，美国还有许多人在支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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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克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5月23日在《长二十一世纪？当代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心理起源》的演讲整理而成，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民智国际研究院。
一、什么是长二十一世纪？
21世纪始于2000年，但在世界历史的视角下，一个世纪的起止却并不一定以日历来算。
以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四部曲”为例：《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这四本书涵盖的历史时段是19世纪和20世纪。
但在霍布斯鲍姆看来，19世纪是漫长的。因为从1789年-1914年，这段时期的时代议题是要处理法国大革命之后带来的大众政治如何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得到消化的问题。
相反，20世纪是短的，其持续时间是从1914年到1991年，这一时段的时代主题是西方与东方之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对峙，但这种对抗随着1991年的苏东剧变戛然而止。
因此，我们观察整个世界历史时，所谓的世纪并不以日历的翻页而定，而要依据主要的时代议题来判定。
在我看来，21世纪似乎从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这么说初看上去也许会有点奇怪。的确，如果以日历来计算，21世纪的起点是2000年。从那年开始，“9·11”事件、反恐战争、全球经济危机等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渐次展开。
但是在这些事件之后，大家逐渐感受到民粹主义的兴起，特别是以民粹主义为支撑的逆全球化浪潮在西方的逐渐展现。
从美国茶党开始，到英国公投脱欧，到特朗普的崛起，到整个欧洲民粹主义的上升，一直到今天新冠疫情爆发后出现的针对他国的种种污名化行为等等。
可以看到，21世纪走到现在，之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精英倡导的全球主义（globalism）似乎在西方岌岌可危。
之前反恐战争和全球经济危机对这些精英的权威及其所支持的原有全球化模式的合法性的动摇，在民粹主义的逆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展现。
可见，在今天，新的全球化模式还未出现，但旧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受到冲击。新旧全球化模式的转换，这个议题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
那么，21世纪是否能够用如下方式进行定义：即旧的全球化无法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但新的全球化模式尚未诞生，由此出现的这种新旧全球化模式之间的纠结往复，是21世纪的主题。我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二、民粹主义的定义
如果21世纪的主题是新旧全球化模式的折冲与转换，而对旧有全球化模式进行挑战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又从1980年代初开始，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将21世纪的起点设定为1980年。
的确，从西方国家的选举数据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票和议席比重并不高，只有接近百分之一点几左右。但是1980年以来，它们的得票议席和比重逐年提高，出现了近十倍的增长。
民粹主义为何会在西方崛起？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明确民粹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我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对世界不安全感和同质感的信念：世界的不安全感的政治经济根源是所谓的“全球化的辩证法”；而世界的同质感则来源于所谓的“同理心赤字”。这两个我提出的概念在接下来将得到分别论述。
具体而言，民粹主义，它并不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有具体的意识形态诉求，它其实指的是针对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也就是所谓的“establishment”）的一种反抗、一种大众动员。
因此，民粹主义具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取决于特殊的语境下其面对的精英所主导的政策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很难在政策立场上对民粹主义进行定义的原因，但总的来说，民粹主义都是反对现行精英。
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民”。而对于“民”，它有三重理解。
第一重是作为一个集合整体的“人民”（united people）。人民被视为一个同质的群体，长期以来被主流体制（即所谓的精英）所蔑视和忽视。
这便催生了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给了民粹主义者最原初的动因：我们受了委屈，我们需要求助。
第二重是作为一种归属意识的“自己人”（our people）。这层含义旨在明确朋友，将不同国籍、种族以及民族的人排除在外，从而保证了第一层含义——“人民”内部的同质性，进而从内部刻画了民众的特征；
最后一重是作为具备特定素质的“普通人”（ordinary people）。这其实是从外部角度确认民众的特质。
跟精英不一样，民粹主义者认为他们任劳任怨，内心纯朴。民粹主义所建立的心理机制是老实人被欺负的强烈不公正感，于是就有了道德的外溢，实现了对反抗和动员的合理化。
三、民粹主义的五个特征
基于以上对“人民”的三重理解，民粹主义具体有以下五个特征：
一、当民粹主义作为整体人民的时候，就要对抗他的对立面——精英，以及被整个精英所掌控的社会经济的权力机构。
代表人民的民粹主义者强调其不与现行体制同流合污。这种反建制，就是要带领人民重新夺回整个控制权。
英国脱欧最有名的口号叫“take back control”，即：一定要把对人生的控制权夺回来。
二、如果人民被理解为一种同质整体，民粹主义便不承认人民内部的分裂和对抗，从而反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党竞争或利益集团游说等政治形式。
换言之，相比于间接民主，民粹主义更愿意诉诸于直接民主。
而直接民主，在当今技术条件下的展现方式就是公投，以及所谓的“Twitter治国”：一个基于克里斯玛权威的领袖，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人民对话，直接反映人民的意志，而这就联系到了第三个特征。
三、由于理想的直接民主形式在日常政治中难以体现，于是人民整体的利益认定和决策行为要被人格化为一位克里斯玛型的领袖。通过这个领袖的政治决断，人民的意志得到伸张。
四、由于对“自己人”的强调，民粹主义具有较强的排外倾向，而对他者的认定又反过来加强了其自我认同。因此，民粹主义的排外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五、民粹主义特别强调“普通人”的特质，这使得民粹主义经常的表现手段和政治语言，往往拒绝自由主义政治竞争中的常见修辞和论辩。
因此，民粹主义的立场常常被化约为反智主义，表现就是拒绝专家的建议（如这次疫情中的公共卫生专家的劝诫），而诉诸最基本的所谓常识，不管这个常识究竟是否有科学基础。
当民粹主义强调作为归属意识的“自己人（our people）”时，意味着它眼中的世界是不安全的。这就是为何他要找到自己的归属，要跟与自己相同的人绑定在一起，以抱团应对这个不安全的世界。
同时，当民粹主义把“人民”视为集合整体（united people）时，意味着它眼中的世界理应是同质的——它希望回到在美好的过去中存在过的那种合乎规矩、合乎逻辑的同质世界。
总而言之，民粹主义眼中的世界具有两种特征：第一，客观上，世界不安全的；第二，主观上，世界理应是同质的。
接下来我们分析这两种观感各自的根源。
四、全球化的辩证法
不安全感的政治经济根源在于全球化的辩证法。全球化的辩证法的基础当然是全球化。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全球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联系（social relations）的增强。而如果在经济的层面，社会关系/联系的增强就意味着生产和交换的经贸联系的密切。
《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
而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国际金本位制等技术和制度上的保障，投资领域也步生产与消费后尘，开始登上全球舞台。
二战以后的全球化，与之前的全球化进程相比，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经济上，这轮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更为多样。
比如中国、印度等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他们不再像从前一样只是作为原料输出地和产品倾销地，被动卷入以欧洲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当中，而是主动加入到国际制造业分工和财富分配的过程中，跟曾经发达的西方进行竞争。
二是政治上，这轮全球化在经济领域的深入，推动了政治上的融合。
这促使以欧盟为代表的超国家实体的出现，曾经的主权国家在政治上合作的深化，这种更加深入的、蔓延至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是在之前的全球化当中不多见的。
那么什么是全球化的辩证法？那就是在这两大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两大特征中的张力体现的正是最普遍的辩证法进程中正题和反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加入，会增大发达国家内部，特别是其内部制造业劳动者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使得后者反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降低了其对政治层面一体化的支持。
换言之，何谓全球化的辩证法？就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其实埋藏着让自己最终受到威胁的种子。接下来我具体来阐述这个辩证法的过程。
首先，这轮全球化在经济上很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
所谓去工业化，指的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就业，在整个经济体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放松金融管制、大量吸引外国投资之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包变得更为普遍。
去工业化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学者称之为社会风险的转移。
所谓风险转移，指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比如去工业化），某些社会群体更多地暴露在社会风险之中。而社会风险，就是陷入失业、贫困等境地的风险。
因此，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制造业工人自然会面临更高的社会风险。这不仅仅是因为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的减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类工人的技能专有性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再就业能力。
所谓技能专有性，理论来源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这个概念被另一位诺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运用到对人力资本的分析当中，产生了“人力资本专有性”的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加里·贝克尔将技能分为两类：一类是专用型技能，它的可迁移程度很低，只能运用于有限的几个行业；另外一类是通用型技能，可迁移程度高，能用于许多行业和产业。
通用型技能的工人，失业后可以凭借其技能的可迁移性，在其它行业实现再就业。但是专用型技能工人却很难做到这点，因为技能的专有性极大限制了他可供选择的其它工作类型。
当如制造业劳动这样的专用型技能工人的失业风险加大时，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社会内部就出现了新的社会分歧。
换言之，社会分歧不再仅仅是穷人和富人之间、或者说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分歧，而是出现了一种基于工人的技能专有性程度的新社会分歧。
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新的分化。
面对战后全球化所导致的去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加剧的失业风险，专用型技能工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提出了如下三种政治诉求：
一、有福利，才开放。要想工人支持经济全球化，政府就应该加强社会福利的供给，加强对于技能更新换代和培训的公共服务的供给。
换言之，如果政府不帮助劳工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后者便不会支持经济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1945年至1980年这段时期，经济开放和福利国家在西方国家齐头并进的原因。
二、如果上述要求无法实现，那么工人就会支持贸易保护。
1980年代之后，福利国家在西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下衰退，西方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供给减少。
这是在主要西方国家，主张经济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在1980年代后逐年上升的重要背景和原因之一。
三、如果由于选举制度等原因，民粹主义政党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无法在议会获得能够让其推行贸易保护的足够议席，那么议会政治就无法成为受社会风险侵袭的劳工寻求保护的有效手段。
于是，若是福利国家无法提供社会保护、议会政治也难以解决其面临的社会风险问题，那么这部分劳动者就会提出完全退出经济全球化的诉求。
这种诉求若是在政治进程找到一个机会，就会集中爆发出来，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英国脱欧。
五、同理心赤字
至于民粹主义关于世界应该是同质的，这种社会心理的根源，我称之为“同理心赤字”。
何谓同理心？简言之，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今天民粹主义泛滥的世界恰恰出现了同理心的赤字。
各个国家之间，包括国内各层面、各群体之间互相不理解，社群之间猜疑加剧，甚至出现分裂，这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叫全球同理心赤字。
例如，同理心赤字在如今疫情全球大流行当中，就造成了各国无法对其它国家的国情和政策产生共情和理解的问题。
全球同理心赤字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根源还是过去40多年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
新自由主义体制主要通过三种社会隔离机制造成了同理心赤字：
第一个机制是“盖茨比曲线”。
图1
图 1的横轴，表示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纵轴是阶层固化的程度，用子代与父代之间在收入上的相关系数来衡量。
这个相关系数是0到1之间，如果相关系数等于1，相当于子代挣多少钱百分之百由父代决定，这个社会的阶层是不流动的、是完全固化的。
如果相关系数是0，相当于子代挣多少钱，有什么社会地位，跟父代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完全流动的社会。
盖茨比曲线说这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一个社会越不平等，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就越可能遗传。
为什么“盖茨比曲线”会导致基于社会空间的隔离呢？
因为在阶层不平等是遗传的情况下，一个人出生在什么阶层，大概率以后他就待在什么阶层，换言之，他很难经历其它阶层的人所经历的生活，也很难见过其它阶层见过的事情。
于是，不同的人分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上，并且互不流动，各自的经历互不重叠。如果没有相重叠的生活经历，人们之间怎么可能有共情？
社会的分层一直都是有的，但是要达至社会阶层之间的互不理解，必须要使得他们之间没有流动，而“盖茨比曲线”这种机制，正是基于社会空间的隔离，使得不同的阶层之间很难流动，从而无法互相理解。
第二个机制叫“移民自选择”。
1980年以来，随着边境管制的松动、新自由主义移民政策的推行、以及全球化的深入，人口在国家间的流动越来越便利。
但是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留下的人和移民前往他国的人，这两部分人都是具有系统性差异的。
不断便利的国际移民条件，相当于一种筛选机制，将本质上不同的人分离开来，将他们置于不同的地理空间之中，这相当于一种基于地理空间的隔离。
第三个机制叫“算法个体化”。
在今天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主要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收割了我们的个人数据之后，反过来又投我们所好，给我们投喂那些在立场和内容上本质都相同的内容。
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其实是自我发出的回声。于是，这种信息的自选择，让我们就住进了这种充满回声的信息茧房。
每个人仿佛每一天都在互联网上看到万千世界，但我们真正接触到的，其实都是算法投喂给我们的原有认识。
因此，这种不断强化我们的成见乃至偏见的算法个体化进程，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个孤岛式的个体，这是一种基于虚拟空间的隔离。
六、什么是长二十一世纪？
总结一下，全球化的辩证法使得客观上这个世界确实变得不安全，变得充满风险。
同时，在同理心赤字的三条作用机制下，民粹主义者在主观上认为世界理应是一个由自己人所组成的同质群体，从而丧失了跟其它的非同质群体之间进行共情的同理心，使得“人民”变成作为集合整体的同质整体。
于是，全球化的辩证法与同理心赤字，二者共同造就了让民粹主义能够兴起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那么联系今天的新冠疫情，这次的新冠疫情到底会有什么历史影响？它会不会改变历史？
很多人认为这次疫情会改变历史。比如，疫情刚爆发时，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但后来世界发现，中国抗疫成功了，反而是美国抗疫无力，且在国际也未能起到领导作用，于是就说这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类似这样的猜测还有很多，例如有人说2020年是重要的历史节点，足以重新定义BC(Before COVDI-19)和AD(After Disease Outbreak)。
然而通过今天的分析我们发现，新冠疫情也许并不能改变历史。
事实上，新冠疫情加剧了不安全感，同时各国在倍感不安全的状况下，同理心赤字更加难以弥合。这些都使得民粹主义的浪潮更加难以控制。
换言之，新冠疫情的历史作用，其实是在放大之前就已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同理心赤字，很难说它能为世界历史带来很多全新的东西。
因此，与其说新冠疫情会改变历史，不如说它加速了之前历史的展开，尤其是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展开的民粹主义历史。
既然21世纪的历史早已开始，那么真正重要的问题便是：21世纪如何以及何时结束？
很明显，旧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发展，但目前可行的替代模式尚未出现。
只有全球化的替代模式出台，并且完成了全球化模式的更新换代，21世纪的主题才能够完成，21世纪的世界也才能够结束。
至于这个结束如何到来，回望历史可以看到，20世纪其实结束于一种替代性生活方式的瓦解——苏联曾被认为是一种美国的替代性的生活方式。
那么，21世纪是不是也会结束于某一种曾经认为不可动摇的生活方式的瓦解？或者可能会结束于一种认为是替代旧有生活方式的替代性生活方式的瓦解？我们都不知道。
而21世纪如何结束，将直接影响它何时结束。而何时结束就决定了21世纪到底是长还是短。如果21世纪是在1980年开始，那么它什么时候结束？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疫情怎么结束，而是整个全球化模式的更新换代，这件事情如何收场。
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当前，很多人猜想，所谓替代性的生活方式会不会由中国提供?
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加纳人在一起吃饭。他说你们中国做的事情真是很了不起。我一听非常自豪，下意识就认为他会说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没曾想他根本没提这个事儿。
他说的是：中国为什么了不起？是因为中国的经历，让世界上其它的民族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走自己的路，哪怕不做美国，它也能成功。
他这个话对我有极大的启发。所谓“中国经验”的意义，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经验能够移植到什么地方，让别人去“抄作业”。
中国在历史和现代都是非常独特的国家，所做的事情多大程度上能够移植，让别人学习，甚至“抄作业”，真的很难说。
但是，我们中国所做的事情，其实恰恰就是像这位加纳同学所说的，是给那些除了西方（the West）之外的、所谓的其余的人（the Rest），鼓了劲。
告诉这些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你勇敢地做你自己，勇敢地思考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你也能成功。
你不需要像美国、像英国，不需要像丹麦一样，你也能够成功，因为活法是很多的。这是“中国经验”真正的历史意义。
而自己勇于思考，自己琢磨自己的道路，正是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启蒙精神的定义。
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康德说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因此，现代性的真正展开，启蒙精神的真正延伸，必然要求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同的民族都敢于自我思考，敢于摆脱其它所谓的先进经验、尤其是西方现代性所强加的思维模式。
换言之，所有民族都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好好地思考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自己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而这种勇气，恰恰是中国的经历为世界所提供的。中国的经验，在鼓起勇气思考自身这个意义上，与康德的启蒙精神，别无二致！
因此，如果21世纪真正要出现什么替代性的生活方式，那这个方式也许不是过去西方的那套，也许也不是今天已经取得成功的中国这套，而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勇气和理智下所发现的属于自己的一套。
至此，启蒙终于能够走到自身历史使命得以实现的那个命运终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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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una Li技术编辑：尤尤图片来自于网络